这一年，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意识空前高涨，并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与环境公共事务；

　　这一年，中国环保NGO不断拓展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勇于担当起公众的代言人，积极呼应现实中的环境问题，找准自己的行动方向和角色定位；

　　这一年，政府在推动社会力量发展的同时，不断突破旧的思维模式，顺应新形势，倾听群众呼声，完善民主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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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公众参与环保机制逐步完善，公众监督成为推动污染减排的重要力量，改变了环保部门孤军奋战的局面，形成了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的“大环保”格局；

　　随着民间环保组织日益发展壮大，他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的力量，影响着更多的人；

　　随着政府一次次做出负责任的决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得到了充分体现。

　　因反对在阿苏卫建设垃圾焚烧厂而出名的北京市民黄小山(网名“驴屎蛋儿”)，自投14万元建设垃圾处理项目“绿房子”。

　　在苹果公司疑似供应商武汉名幸电子厂区附近的水渠边，民间环保组织工作人员在取水样检测。

　　民间环保组织协助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进行野外巡逻，保护野生动物。

　　2011年，针对青少年的低碳节能环境教育越来越多。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环保局工作人员走上街头，通过问卷调查和环境宣传，了解公众需求。 

    六里屯

理性沟通推动政府善治

    垃圾围城的现实逼迫城市管理者面对垃圾处理的难题，谈到垃圾焚烧这个敏感话题，很多人都会陷入焚烧技术、污染程度和选址等的争论中。

　　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委常委、海淀区区委书记赵凤桐明确表示将不在六里屯建设垃圾焚烧厂。这一消息让很多反对在家门口建垃圾焚烧厂的公众十分振奋。

　　结束这场“垃圾焚烧选址”纷争后，政府和公众开始思考。

　　如果公众采取一味对抗的方式，能让政府弃建吗？六里屯居民走过的4年艰难维权路说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但最终的结局却有天壤之别。

　　让政府最后做出决定弃建决定，居民反对是原因之一，可能污染水源地是硬伤，规划滞后是推手。在与公众进行良性互动的过程中，政府也意识到民主决策的重要性，通过科学论证，及时调整了决策。

　　面对越来越棘手的公共治理难题，政府与公众能否走上良性互动的轨道，决定着最后的结果，这也是未来社会治理的新课题。

    绿房子　

垃圾分类是公民义务

　　2011年6月，因反对在阿苏卫建设垃圾焚烧厂而出名的北京市民代表黄小山(网名“驴屎蛋儿”)，自投14万元建设的垃圾处理项目“绿房子”，对周边两千户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和回收利用。

　　2009年，黄小山因担心焚烧垃圾可能带来的污染，不惜以激烈的方式与政府对抗。2010年，他作为唯一的民意代表，被北京市政府邀请前往日本考察垃圾处理经验。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因为隔膜而相互对抗，因为了解而彼此认同。黄小山对垃圾处理了解得越深，观点也改变得越多，他从反焚派转变为焚烧派。

　　对政府的决策说“不”很容易，但具体该如何做，很多人并不知道。黄小山不只是一个勇于说“不”的人，也不只是把环保口号宣之于口的人，而是投入时间和金钱把想法付诸实践的人。黄小山自投资金建设“绿房子”，目的是帮助政府寻找垃圾减量化的途径，并期待形成变废为宝养环保的产业链。

　　科学而环保地处理垃圾，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个居民的义务。黄小山用起而行之给公众树立了一个榜样，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黄小山一样去做“垃圾商人”，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

    PM2.5

　标准修订顺应民意

　　入冬以来，连续多日的灰蒙蒙天气，让越来越多的公众注意到PM2.5——一个由英文和数字组成的专业术语，并形成推动政府加快修订现行空气质量标准的呼声。

　　吸纳民意、集思广益，是政策法规臻于完善的有力保障。11月16日，环境保护部开始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首次提出将PM2.5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期间收到了1500多条反馈意见，普遍赞成将PM2.5作为一般评价项目纳入空气质量标准，这一结果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

　　尽管环保部门称，有关PM2.5的监测依然存在很多困难，但他们在环境监测上做出的努力，依然符合公众的期许。

　　从民间集体发声，到政府顺应民意，再到标准反复修改，是一个双赢的结局。但是事件朝哪个方向发展，还要看双方接下来的举动。对于政府而言，监测只是一个开始，下一步还有信息公开、污染治理等工作需要加强。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要对PM2.5标准实施后的严峻形势做好心理准备，也要清楚个体要承担的责任。

    信息公开

　让瞒报者感受到压力

　　渤海溢油事故真相疑窦丛生。一个月内两次溢油，康菲公司在事故曝光的前期阶段试图隐瞒真相。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康菲公司才就溢油事故表示道歉。

　　2011年，《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已经实施3年，各地政府部门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的工作有明显的进步。大部分地区环保部门都能做到信息公开，但对污染物排放方面的信息公开却有所保留，特别对污染物排放超标与发生重特大污染事故的企业名单，以及危险废物的种类与处理情况，有些地方以涉及商业秘密、易引发社会恐慌为理由不予公布。

　　大多数企业没有通过网站或其他途径为公众提供企业活动生产的环境影响和与企业环境行相关的信息，原因是缺乏强制性的法律规定。

　　公众参与对推动信息公开具有重要意义，没有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就缺乏持续推进的动力。2011年，环保民间组织试图通过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追究肇事者的法律责任。

　　在相关取证的过程中，民间组织面临重重阻碍，尽管道路并不通畅，这种探路般的尝试在环保组织看来意义远大于结果。 

    微博

　实时问政尚需检验

    2011年，政府部门微博问政、官员织“围脖”成为一股潮流。

　　作为关注民生的重要部门——环保部门，官方微博、官员微博也应运而生:1月，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北京市环保局相继开通微博；同样是1月，浙江省嘉兴市环保局官方微博、原嘉兴市环保局长章剑的个人微博相继开通；3月，曾经以“博客局长”闻名的辽宁省沈阳市环保局局长李超开通了个人微博；6月1日，重庆市环保局开通了官方微博，并带动重庆下属区、县微博问政……

　　微博平台为政府部门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提供了一种便利。在网络世界里，局长不再是想像中的正襟危坐，不苟言笑，而是多了几分亲民和随和。

　　政务微博从诞生之日起，喝彩声和质疑声如影随形。有人认为，政府微博第一时间发布信息，可以化解谣言，安定民心；有人认为，政府微博问政，方便受理市民的环保投诉；但也有人认为，一些政府微博单向发布信息，对民众质疑和询问反馈不足，是个花架子。

　　对于微博这个新生事物，很多政府部门和官员还需要准确把握和运用。能否适应网友“拍砖”？能否真正做到倾听民声？如何与网民良性互动？成为政府和官员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目前，一些地方的行政部门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网络舆情的机制，并对负责微博运营的人员进行了培训。“不管怎样，对于开政府微博，我们还是小学生。”一名参加政务微博培训的基层工作人员说。

    政府买购服务

　民间组织在实战中成长

　　2011年，北京市出资1亿元，购买由北京社会组织申报的社会公益服务民生类的300个项目，每个项目给予3万~30万的资金支持。

　　近年来，各地政府和公共部门按照法定程序和采购目录，将原来由政府直接承担或通过事业单位承担的公共服务事项，以合同方式交予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包括民营企业)完成，并根据后者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按照一定标准进行评估后支付服务费用。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政府购买NGO服务的比例非常高，最高的可以达到80％～90％，我国香港特区一些NGO资金的90％以上来自特区政府。

　　向政府出售社会服务，对于一直缺少资金的中国环保NGO来说，无疑是一个解决资金缺口的好渠道。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发展。但是一年下来，却只有少数几家环保NGO提供的服务被政府购买。

　　环保NGO能提供的社会服务相对有限，社区层面的倡导能力也有限，让很多NGO对获取政府服务项目缺乏信心。

　　未来3年，政府将逐步把具体管理和服务职能转移给市场和社会组织，开展政府购买服务试点，进一步赋权于社会。面对社会公益服务的这块蛋糕，该何时下手，如何下手，怎么吃？环保NGO需要做出快速反应。

    嘉兴公众参与

　让环保部门更有力量

    近年来，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深刻的认知。各地为公众参与环保做出很多努力，公众如何参与，可以参与到多深的程度，浙江省嘉兴市环保局做了一系列尝试。

　　在嘉兴，市民可以通过市民环保检查团、环保专家服务团、生态文明暨环境保护宣讲团、网民环保检查团等各种不同方式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同时，嘉兴市环保局定期公布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状况、企业环境信用情况和违法较重企业名单，举办网民座谈会，创办了嘉兴环保手机周报，开通了“环保视角”网上论坛，组建了嘉兴市环保微博群，使信息公布和与公众交流成为常态。

　　嘉兴市环保局通过赋予市民监督权、参与权、否决权、检查权等各项权利，进一步扩大了公众参与的广度，加深了公众参与的深度。从2008年起，嘉兴市民代表参加污染企业的“摘帽”听证会和部分建设项目审批会，能不能摘帽，建设项目能不能批，市民代表有否决权；抽查排污企业，市民有“点单权”。2011年9月，嘉兴市环保局向社会公开招募了环境行政处罚公众评审员，公众可以对环境行政处罚结果“评头论足”。

　　嘉兴市用一系列事实证明，公众参与不仅不会添乱，还可以让环保部门更有力量、更加理直气壮地整治污染，维护环境权益。

    苹果

　染绿供应链还要多久

　　2011年，两份名为“苹果的另一面”的调研报告发布，将苹果公司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由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民间组织发布的报告指出，有多达27家疑似苹果公司供应商出现过环境问题。

　　民间环保组织为何独独针对苹果公司？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苹果公司利用中国环境监管不严的漏洞，从污染企业进货，属于典型的故意行为。

　　苹果供应链涉污问题只是冰山一角。众多民间环保组织、国际贸易第三方审核机构在监督企业绿色供应链建设时，发现有不少公司甚至跨国企业在华供应链涉污。

　　苹果公司只负责创意和设计，产品制造由遍及全球的供应商提供，中国是其主要生产基地之一。这种通过代工厂把污染转移到生产国的做法，受到环保人士的广泛质疑。

　　从法律的角度，民间组织无法追究苹果公司的责任，但是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苹果公司难辞其咎。

　　11月，苹果公司就改善供应链与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等5家国内民间环保组织展开对话。苹果公司虽然承认部分供应商在环保方面存在问题，但拒绝透露整改细节。

　　苹果公司在保护供应链的前提下，如何提高透明度，绿化供应链，成为民间组织下一步关心的焦点。

    南京梧桐树事件　

拯救的不仅是梧桐树

    今年3月，南京市政府为建设地铁，将主城区内上世纪中期栽种的1700余棵梧桐等树木移栽，引发了南京市民的集体忧思，并形成大规模的“拯救南京梧桐树”活动。

　　南京市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为此召开专题会议41次，并邀请多位院士等专家反复论证，历经了10个多月的论证和方案优化，创下了全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领域的时间长度、专题会议次数之最。

　　南京地铁市政府站工程建设树木移植、砍伐审批结果仅仅比原方案少移14株梧桐树，但是多数网民对此结果表示满意。

　　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不过回头看这一决策过程，费时半年以上，开会41次，成本似乎太高了。如果由领导一锤定音，一定快得多，简单得多。那么，不搞民主决策行不行？肯定不行，因为民主已成为不可阻挡历史潮流。南京的相关决策部门想由自己说了算，市民也不答应。

　　通过这一事件，政府不仅应该增强了民主决策的自觉性，也应该掌握了民主决策的程序和经验，这或者是“拯救南京梧桐树”的更大收获。

    德班气候谈判　

40家NGO代表集中亮相

　　在南非德班举行的联合国2011年气候变化会议上，气候变化谈判举步维艰。而来自民间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问题的呼吁，让世界听到了中国民间的声音。

　　此次德班会议，中国代表团首次启动了“中国角”，这个平台也吸引了研究机构、国际组织、各国参会官员和NGO的参与。国内NGO的展示凸显了近年来中国民间力量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果。

　　一直以来，中国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民间组织声音弱、力量小、主张少，也没有单独在国际气候谈判的舞台上召集过国际媒体，宣传自己的立场，倡导减排行动。

　　12月8日下午3点，中国40家NGO的代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C＋(中国公民超越行动)计划，并向全球倡导X＋项目(全球公民超越行动)。这是一个由民间组织发起，自下而上地超越国家目标，超越气候问题本身，超越国界的应对气候变化民间行动。

　　正如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在“中国角”的启动仪式上所言，在应对气候变化中，企业和民间组织将发挥更大的作用。